我的企业文化主张——对话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王梓木(上)

时间:2019/5/14     来源:中国保险报网     作者:赵辉 房文彬 徐宁 许予朋

  编者按:

  王梓木是华泰保险集团的董事长兼CEO。他不仅是一个保险企业的优秀实践者,也是一个保险行业的深度观察者。作为一个双重身份拥有者,他更善于将实践与思考深度结合:在实践中不断思考,在思考中戮力践行。他的视野广阔,保险文化、企业战略、社会企业乃至大国关系等,都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,颇有些“跳出保险看保险”的味道。为此,《中国保险报》将开辟《与梓木对话》栏目,以对话的形式将他对保险业以及保险业之外的思考呈现给大家。对话人为《中国保险报》副总编辑杜亮,本期对话题目是“保险文化”,敬请垂注。

  保险业要遵循三大价值观

  杜亮:在上一次“中国保险家走进华为”活动上,您曾就“保险行业文化”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,提出保险业要规范、诚信、信奉长期主义。您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的?

  规范

  王梓木:之所以这样提,首先是因为保险企业作为金融企业的一个核心宗旨就是规范。“规范”这个词看起来很简单,做好了不容易,其实它的含义很深刻,规范方面一旦出现问题,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整体来看,保险行业虽然已发展多年,但它的规范程度还是相对不尽人意。

  保险业一定要规范,只有规范才能让客户信任,才能给客户提供一个可预期、甚至可回顾、可检查、可追踪的金融流程。流程若不规范,标准则无从谈起,也就失去了衡量的办法。

  只有真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范、行为准则和程序,才可能真正取得客户的最终信任。“规范”也是保险行业迈向成熟的标志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,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,生活预期的改变,使用保险作为风险防控手段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在这种情况下,不规范的保险产品服务容易给人民群众带来错误的信号,甚至带来大家对整个行业的不信任;只有规范,才能让人民群众相信保险、选择保险、运用保险。有人会认为,保险业多年来创新不断,过于强调规范会阻碍创新。其实,创新可能需要打破一些旧的规则,但是必须马上建立起新的规范,形成共同的规则和标准,否则保险就会陷入混乱之中。

  诚信

  杜亮:“诚信”应该怎么理解?

  王梓木:我一直认为中国保险业相较于其他行业更加需要诚信,应该高举“诚信”的大旗。因为保险产品和其他产品性质不一样,例如消费者买一个杯子,就是用来喝水的,用途十分清楚。保险是一种或然性产品,标的风险可能发生,也可能不发生;对消费者而言,产品可能用得上也可能用不上;如果用上了,大部分时候就是用来“雪中送炭”。鉴于保险产品的这种或然性特点,“诚信”显得尤为重要。

  以寿险为例,诚信问题更多来自于销售误导,这一点必须得到矫正。除此外,保险公司还应该下功夫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不同类型的产品,而不是利用大数据的精确计算,把保险产品通过互联网“强”推给那些可能最不需要的人。强推之后,虽然产品的销量提升了,使用率却大大地下降了,保险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体现。这些现象的发生根本上还在于缺乏“诚信”精神,背离保险业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宗旨。

  理赔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诚信问题。一些保险公司卖保险的时候好话说尽,出现赔案时却一再推托,使投保人感到不快。虽然目前理赔领域确实存在着一些欺诈风险,不过随着面部识别、语音识别、信用累积等现代科技的运用,这方面的控制已经越来越好,虽然还是无法避免惜赔、错赔等现象的出现,但相较以前已经好很多了。

  总而言之,寿险的销售误导与产险的理赔难都是保险公司在“诚信”上出问题。表现为,在推销产品时选择性地只谈好事,对复杂的条款、需要注意的特殊事项避而不谈;理赔时才向投保人摊牌,这些现象最令消费者恼火。

  保险行业应高举“诚信”的大旗,因为保险业本身经营的就是风险,本钱就是诚信,依靠诚信才能“拿纸换钱”,如果在诚信问题上出现闪失,等于自毁家门。可是做到“诚信”谈何容易?一旦出现重大损失,保险公司最容易在理赔上做文章,忘了在“诚信”上守本分。

  信奉长期主义

  杜亮:华泰保险这二十年多来,走得很稳,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您“信奉长期主义”的理念。如何理解这个理念?

  王梓木:保险公司若想吸引、取信于投保人,自身的存续期长短至关重要,必须让投保人有公司能够长期存在的信念,这样才能使后者愿意购买十年、二十年的保单。“保险姓保”本是天经地义,然而在一段时期里,一些公司没有遵循这个宗旨,由风险保障导向转化为投资导向,用资金运用来主导保险公司的发展。

  如果卖保险就是为了敛钱、融资,用这笔钱去投资大的项目、甚至到二级市场上炒作,保险业将沦为一个融资平台,变成投资的工具,这种案例比比皆是。保险本应是雪中送炭,投资只是锦上添花。“保险姓保”,投资也该姓“保”,符合保险资金的性质和特点,实现安全性、流动性和收益性的排序。一些公司在国内或是海外找到一些大的项目,便冒失投资,以至于造成当期现金流困难。如果在公司经营困难的情况下,指望靠投资赚一笔大钱,再遇到风险时,不仅不能雪中送炭,反而会雪上加霜。

  在中国保险业,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公司破产或退出,一旦出现重大经营风险,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就会援手救助。实际上,这些公司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破产了,因为原来的股东早已用脚投票,弃你而去。新接手人可能会觉得拿到一个很好的资产,但也有一些人觉得烫手,因为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不合理,负债过高而净资产不足,且投资收益流动性不够。在这种情况下,公司为了解决现金流问题,不得不用倒短的手段,发行一些高利率、高手续费的产品,否则现金流就断裂了。可是这种高手续费、高利率的产品缺乏长期性,越积越多,越积越大,终有一天链条会被扯断。这样的企业怎么能够长期延续呢?保险公司不能长期延续,百姓谁还敢来投保,由此造成现金流的进一步短缺,只能等待国家救助。在这样的保险公司越来越多的情况下,仅仅指望他人接盘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  基于此,我认为信奉长期主义对保险公司来说是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的。保险公司要信奉长期主义,即追求长期存在,稳定经营。我们可以说诚信是一种“审慎”,而它的另外一个代名词则是“保守”。我认为保险公司应该保守一点。追求“保守”需要尽量降低风险,延长存活期,存活期越长,投保人就越信任你。

  杜亮:您认为保险行业文化和保险企业文化的关系是什么?

  王梓木:首先,保险行业文化与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所谓联系,就是刚才提到的规范、诚信与信奉长期主义,它们是这个行业的文化,从业者都应该信奉。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企业,还会有各自不同的文化。在信奉行业同一种价值理念的基础上,由于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成长的历史,有自己的基因,文化也各具特色。如何建立企业自身的文化非常重要。

  华泰企业文化的演变历程

  杜亮:在与华泰走过的二十多年里,您是怎样思考华泰企业文化问题的?华泰的企业文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?

  王梓木:就华泰保险而言,公司从创立伊始到现在,经历了制度文化、责任文化、绩效文化与现在的合作文化四个阶段。

  我为什么信奉“制度立司”

  华泰成立早期,公司信奉“制度文化”,这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系。我曾经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很长时间,参加过经济体制改革,也参加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研讨以及一些文件的起草。那时,我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理念:制度至上。我相信,一个国家里,只要制度好,领导人就少犯错误,制度不好,领导人就容易犯错误,而且难于纠正。转为企业家之后,我首先思考的是一个企业应“制度立司”还是“老板立司”,即一个企业是靠制度来管理,还是靠个人权威来管理。

  企业诞生初期,员工不多,可以靠权威,但是做大以后一定要建立一个制度。华泰保险成立时就强调制度文化:用制度选择人,用制度淘汰人,用制度培养人,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。制度文化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平等,不搞圈子,不搞任人唯亲,所以制度文化是一种平等文化、择优文化和长远文化,不同于权威文化、圈子文化或院子文化。后者既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,也不符合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。所以从一个国家、一个企业角度来看,我认为应当坚决推行制度文化。

  与制度文化相对的是老板文化,即老板拥有绝对的决定权。这种文化的优势在于正确决策之后效率高,说到做到,但是最大的缺点在于老板一旦决定错误,企业便毁于一旦。一些公司看似也有董事会的存在,信守着公司章程的程序规则,但实际上在公司流行的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。在我看来,这是对制度的不尊重,也是对他人的不尊重。一个企业长远的发展离不开一套完整的制度,用制度来约束人、管理人,甚至用制度否定人,包括否定老板自己。好的制度不仅能够使企业避免犯错误,还能让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,而非仅仅依靠领导的主观印象来选拔人才。“赛马”总比“相马”好,“赛马”就是靠制度。

  责任文化与绩效文化

  制度立司之后,便要强调责任,落实责任人。华泰成立初期还是“一正几副”,不能摆脱机关的影子,后来这些全部取消,建立起一对一汇报关系,进一步明晰了责任关系。责任文化解决效率问题。之后华泰又建立起完整的KPI考核制度,确立了绩效文化。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,我们逐渐觉得这些文化都是一种工作型文化,企业还应该建立更深层次的文化,就是后来我提出的合作文化。

  合作文化

  提出合作文化时,我正好在读管理学博士,一直想从博弈论的角度来思考企业文化有没有规律可以循。我曾三次参加中国企业家协会举办的企业文化年会,始终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公司文化的通则和规律,得到的答复总是“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”。于是,我下决心研究到底有没有公司文化深层次的规则。于是借助了博弈论的工具性原理和大量的公式,我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企业里的人与人的本质关系不是雇佣关系,也不是领导关系,而是合作关系。

  好的公司文化都是与人性相呼应的。基于人性的平等与尊重产生的合作文化是公司深层次的文化。它所呼应的是人性积极的一方面:相信与人为善,信任他人。在一个企业当中,如果能将合作文化贯彻到底,员工相互信任的存量就高,而对外竞争力就强。一般说来,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已将人的利益关系体现到了极致。华泰的绩效考核让每个员工每月甚至每周做的任何事情都清清楚楚,能获得的奖金自动生成,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比任何组织都清晰,这也是绩效文化的结果。然而除此之外,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?根据我的研究结果,制度不可能穷尽一切,而在规则到不了的地方,文化就充斥进来了,发挥它真正的作用。比如,在华泰保险的交叉销售、协同战略方针中,如果负责产险的去介绍寿险,负责寿险的去推销产险,利益如何才能融合到一起呢?这时就需要一种“合作”的理念。在华泰,绩效考核决定人的奖惩,360考核决定人的晋升。我们对干部的360度考核中有一项就是“合作系数”,包括你的合作态度,合作精神,甚至合作能力。一个领导干部周围的组织气氛好不好,体现了他的合作能力强不强。主要领导人的领导风格决定公司组织气氛的70%,而组织气氛决定了一个公司效益的30%。这些是靠合作文化获得的,而不是靠考核指标、考核办法来实现的。

  考核一个领导干部,华泰有五条价值标准,其中一条就是“共同成长”。有的高层领导个人很强势、固执,难以带领团队“共同成长”,这样的人领导下的组织气氛就不会太好。所以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,能否保持平等与合作的心态决定了你是能调动千军万马,还是单枪匹马。基于此,我首先把合作文化置于企业内部的各层级之间来探讨和实施。

  合作文化不仅存在于公司内部管理之中,还存在于公司与客户之间,公司与股东之间,甚至存在于公司与竞争对手之间。公司不能仅仅将客户视为一次性消费者,这样的经营成本过高,而应与客户建立信任,对客户的整个财富管理与风险管理负责,全心全意助力客户完成一系列服务,与客户建立双向合作关系。合作关系也应体现在员工与股东之间。虽然对公司管理层来说,应是股东至上,但真正聪明的股东是把自己排在客户和员工利益之后的,并且能够和管理层建立平等和长期合作关系。股东在尊重管理层、尊重员工的同时,要有长期眼光,不能轻易以一、两年内的经营业绩论短长。

  如果我们将合作文化继续拓展下去,就会发现保险公司之间除了竞争关系之外,也存在合作关系。当各大企业价格竞争到一个最低点,过于偏离它的市场价值时,大家都将是受害者,大公司尚存活路,小公司则无立锥之地。为什么一定要把市场做成这样?如果企业愿意共同维护这个市场,即大公司不要由于规模大,分摊成本低便一味压低市场价格;中小公司能够不断开发细分市场,建立自己的目标客户群,找自己的生存之道。体现合作精神的市场的生态环境将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。一个人的成长内部需要好的合作者,外部需要好的竞争者,这两者都能成就你。没有对手,何来竞争?没有竞争,何来发展?故竞争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合作关系,一种平等关系。竞争之中相互促进,相互学习,共同打造中国繁荣的保险市场。

  当然合作文化与竞争文化是统一的。对外竞争并不排斥、甚至鼓励企业间的良性竞争;内部而言,如果没有比学赶帮,末位淘汰,也将是一滩死水,需要让它活起来。在企业内部,要在彼此间良好的信任、支持与帮助下,实现团队及整个公司的共同成长;对外,则要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态势。企业内部合作系数越高,内部交易成本越低,对外竞争力就越强。先把市场蛋糕做大,再考虑蛋糕怎么分,这是合作文化的一个诉求。

  房地产行业曾经历“野蛮生长”,互联网行业崇尚“丛林文化”,但我认为,保险行业既要体现规范竞争,也要信奉合作文化,以便于实现“共同成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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